别以矫饰的“愁乡”偷换真诚的乡愁
我们之所以批评“愁乡”式“返乡体”是矫饰,不仅是这类文字以高高在上的姿势,对乡村的进步视而不见,极尽夸张地放大乡村的种种“不如他意”,更由于,一些人虚幻地把记忆中的乡村与田园牧歌划等号,选择性地遗忘昔日乡村最大的“愁”——贫困,甚至把闭塞当幽静,把木讷当淳朴,把安贫当幸福。
别以矫饰的“愁乡”偷换真诚的乡愁
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田朝晖
●一些故意剑走偏锋,或戴着有色眼镜“愁乡”式“返乡体”,却让“返乡话题”本身就成了话题
●一些人虚幻地把记忆中的乡村与田园牧歌划等号,选择性地遗忘昔日乡村最大的“愁”——贫困,甚至把闭塞当幽静,把木讷当淳朴,把安贫当幸福
●你不能以高高在上的姿态,俯视故乡的一切,无视乡村系统性的演进,只抽离自己最钟情的记忆把玩
漫画:曹一
“人生代代无穷已,江月年年只相似。”正因在“无穷已”的变化中还有着很多恒定不变的“年年相似”,在一个速变、充满太多不确定性的世界上,仍有一些“确定”的东西让我们得以安身立命。所谓安身立命,大而言之,就是今晚的月亮明晚确定还在天空,今天的基本规则明天确定还会被我们的同类遵循。
对中国人来说,过年是一种“确定性”规则;对众多漂泊在外的游子来说,过年回乡,是一种“确定”的集体行动,而故乡,本身就是一种“确定”的存在。
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;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”正因为“确定性”是蛰伏在心灵深处的追寻,古往今来,乡愁,总会引起共鸣。
近几年春节,回乡过年抒发“乡愁”,“返乡体”盛极一时,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。这其中,那些真情抒发乡愁的文字,被人们默默地分享,而一些故意剑走偏锋,或戴着有色眼镜“愁乡”式“返乡体”,却让“返乡话题”本身就成了话题。
村庄凋敝,民风颓废,道德沦丧,孝心缺失……数说故乡沦陷的“愁乡”式“返乡体”连续几年呈刷屏之势,读来触目惊心。这些大部分被证伪甚至被发现带有商业营销目的“愁乡”文字,快速传播,迅猛发酵,成为一种带有“异味”的文化现象。
“愁乡”式“返乡体”,有着明显的套路化痕迹:一是“只见树木,不见森林”,描写农村凋敝,以偏概全,以局部描写代替整体;二是碎片化呈现,对个别极端案例不惜笔墨,罗列道听途说的故事,不管逻辑,不交待背景;三是在人性最脆弱的地方发力,夸大其辞,哗众取宠。
乡愁是真情,“愁乡”则是矫饰。“愁乡”式“返乡体”,是如何“矫”成的?
毋庸讳言,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,中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,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裂变。与此同时,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,很多人离开了农村,但他们的根仍然在农村。
当他们带着某种个人情感来重新认知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,势必会加入强烈的主观色彩,渗透进个人情感,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返乡日记出现片面和失真。
“愁乡”式“返乡体”之所以失真,失就失在无视乡村的进步。不管你怎样“愁乡”,总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:改革开放30多年来,中国乡村的进步是巨大的。农村贫困人口在迅速减少,2011年至2016年,每年脱贫人口都超过1000万;农村基础设施和居住条件在大幅改善,不少农村生活条件不比城市差多少,仅2015年,全国新建改建农村公路就达到20万公里,小汽车进村越来越便利越来越普遍,甚至于村里也塞车。
当然,中国乡村在迅猛发展的同时,也存在地区差异和不均衡问题,部分地区是真“凋敝”,青壮年流失造成人口空心化,工业化、城镇化带来环境污染。对这些问题,我们不能视而不见,应当真诚地“愁一愁”。
不仅如此,有些地方,“凋敝”是因为实在不适合生存——“十三五”期间,全国要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,仅脱贫异地搬迁的人口就将达1000万。人都搬走了,这些村庄自然要荒废。那些要寻找“原生态”故乡的人,完全有权利抒发一下“失乡”之愁。
不过换个角度看,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以“凋敝”冠之——一方面,乡亲们搬离了“穷山恶水”,起码能过上温饱的生活;另一方面,环境少了人类的“打扰”,能得到休养生息。这其实都是好事。
我们之所以批评“愁乡”式“返乡体”是矫饰,不仅是这类文字以高高在上的姿势,对乡村的进步视而不见,极尽夸张地放大乡村的种种“不如他意”,更由于,一些人虚幻地把记忆中的乡村与田园牧歌划等号,选择性地遗忘昔日乡村最大的“愁”——贫困,甚至把闭塞当幽静,把木讷当淳朴,把安贫当幸福。至于去年“上海女大年夜逃离江西”“东北乡村道德沦丧”的编造丑化,已被揭穿,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。
说到底,批评“返乡体”片面、失真,并不是抵制对农村的反思,更不是无视发展不均衡,无视局部凋敝与困境。
恰恰相反,随着城镇化演进以及农村面貌的变迁,我们需要对农村进行更深入更细致的观察、记录与反思,需要寻找和破解真正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答案。但这些观察与记录,应该建立在准确、客观、真实、全面的基础上。
电影《过年》曾描述过东北农村过年的场景:大年三十的晚上,母亲弄了酒菜,老两口孤单地坐在桌前。母亲念叨起了对子女们的想念,父亲却说“去年回来又咋了,差点儿没闹出人命来”……果然,大年初一儿女们回家,团圆饭还没吃完,桌子就被掀翻……次日清晨,父亲母亲坐上爬犁,怀着伤感离开富足的家。
这部由李保国、赵丽蓉主演的电影,共设计了12个角色,每个角色代表着一种性格一个群体:父亲是个勤劳纯朴的农民,母亲是个慈爱的农村老太太,大儿子有文化但迂腐懦弱,二儿子考上了大学但聪明自私,三儿子好吃懒做,大女婿有一定社会地位但道德败坏,二女婿曾经走过弯路但爽快孝顺……这部电影情节简单,但生动立体地呈现出东北农村的生活。
在电影里你可以看到道德沦丧、势利与自利,也可以感受到质朴、勤劳与厚道。宽泛地讲,这部电影可算是一部返乡电影,它为什么不让人反感?无非两个字:真实。
每个人都有乡愁。乡愁,无非是儿时那些美好的记忆。人们选择了远方,却把那些记忆留在了故乡,总是希望有人守在那里,维系和保持着记忆里的美好。似乎惟其如此,故乡才是人们想要的故乡。然而,这只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——
你不可能自己离开故乡寻找想要的机会与生活,而让同村的伙伴们都留下,替你原汁原味地守护故乡吧?
你不可能自己在大城市享受各种新奇的商品、专业分工的服务带来的生活舒适,而让你的乡亲替你留住故乡的原有生活节奏吧?
你不可能自己计算着收支账单,盘算着怎样能挣更多的薪水、更多的财产性收入,而让故乡的农民继续自给自足吧?
……
总之,你不能以高高在上的姿态,俯视故乡的一切,无视乡村系统性的演进,只抽离自己最钟情的记忆把玩。
总之,你不能以矫饰的“愁乡”偷换真诚的乡愁。
别让故乡在颓废而迷茫的文字里一次次被沦丧。
致终将逝去的对“小地方”的优越感
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修智
漫画:曹一
不久前一个同学来京,大学同学聚了一次。同学供职黑龙江一个边陲小城的大学,与俄罗斯隔江相望。
两个多小时下来,餐桌话题基本让远道而来的同学给包了。从家里早餐的丰盛(同学的原话是“复杂”)、放心,市容的干净、洋气,到妻子、儿子阳光的照片,学校里的国际化机会,同学滔滔不绝,听长了虽然不免乏味,但毕竟知根知底,也就容忍了这种餐桌霸气。
整个聚会,除了北京的同学中间见缝插针,交流了一下戴口罩的心得之外,基本可以说就是一场小城魅力的推介会,也是同学的翻身宣言——过去,在伟大首都面前,同学可不这么“嚣张”。
同学的表现,我认为并非偶然,而是有着广阔的社会变迁背景。那就是,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,中国的社会地理学格局已开始悄然发生变化,一些小城市、乃至农村开始焕发吸引力,而因为空气恶化、交通拥堵等城市病的爆发,大城市正在人们眼中丧失魅力。
2016年中科院发布的《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》中,北京与广州分别位居倒数第一与第二,这一事实,可佐证日常的经验判断。
在这一背景下,说一场自发的新上山下乡运动正在潮涌中,或许不算过于夸张。尽管还不能说这是一个多么引人注目的潮流,也无从找到大数据来支撑这一判断,但从媒体的报道、人际交往中听到此类故事的频率来看,到“小地方”去,到那里去生活去创业,在今日中国,已然不是多么令人惊艳的人生选择。都市人昔日带着优越感俯视的“小地方”,如今开始成为自己的救赎之地。
原北京市民王宝珍,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,远赴深圳,先是在政府部门工作,后到媒体供职,近几年,她辞职创业,开办“我们书房”,以讲座、沙龙方式,吸引一批“铁粉”,维系书房的运转。
去年,她把“我们书房”搬到蛇口一处乡下,因为那里有更好的空气,更廉价的房租。书房的新址,是一座二层小楼,一年四季被葱翠的树木包围,萦绕着田野的气息。周末,会员们驾车来这里,分享读书心得之余,乡间清新的空气是更具吸引力的福利。
也是在一次聚餐上,我听到南开大学李冬君教授讲述儿子创业的故事。她的儿子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多年,学的经济学专业,近年回到国内,到江西深山中开办了一座茶厂。李教授绘声绘色地描述儿子的故事,包括管理的细节、产品的特点以及市场营销,过程艰辛但妙趣横生。
她带给大家品尝的儿子生产的红茶,包装古雅,味道纯酽,而重要的是,作为朋友,她保证茶叶的安全——对于对食品安全如惊弓之鸟的都市人而言,还有比这更贴心的承诺吗?
上述两例,人在乡间,但目标服务对象还是都市中人。另有一些人,则从“小地方”在公共服务、就餐环境、教育水准方面与都市的落差中,发现了创业的良机。他们在服务小地方人的过程中,收获创业果实,实现了人生价值。
去年年底,我回东北老家——一个小地方探亲。在同学张罗的饭局中,往昔熟悉的聚会者中多了两张陌生而年轻的面孔。他们戴着眼镜,面孔白皙,带着与小地方人不太一样的气质,游刃有余地周旋于本地政商圈中。
聊起来后知道,两人中,谢姓青年毕业于国内医科名校,并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进修过,本来在北京一家医院工作,后来决定回老家,自己开办皮肤诊所。如今,诊所生意很红火,看病要预约,其中不乏邻县慕名而来的患者。在邻近的省直辖市,他已经开办了一家连锁诊所。
另一位,是长春人,也在北京读的大学。他在一家民营风电企业工作,代表这家企业常驻我的老家,负责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工作。
类似海底捞的连锁自助火锅店,也出现在老家中,这种都市中寻常的就餐方式与环境,在小地方人眼里却很新颖,观其生意之盛况,有点儿像当年肯德基麦当劳刚进中国时的样子,老板大概要高兴得睡不着觉吧。
事实上,在中国巨大的城乡二元结构面前,小地方逆袭的故事早就有了,只不过,那是在江浙与东南沿海。
十多年前,我所在的杂志组织员工从上海到张家港一个乡镇,参观社会主义新农村,到了之后,大家惊呆了:但见独栋小楼林立,满街名牌汽车,而酒店之气派、就餐环境之好、菜品之优,不输都市中那些上档次的餐馆。
震撼之余,我们自嘲:这哪里是参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啊,分明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,来参观社会主义新城市。
当然,客观地说,这样的例子还不普遍,城乡差距仍然是今日中国一个坚硬的现实。然而,变化已经悄然发生,也是一个事实。对于在大都市中辛苦打拼、呼吸雾霾的都市人而言,“小地方”正日益具有召唤的力量。在这一进程中,都市人昔日优越感的丧失,几乎是必然的事情。
还乡的艰辛与美都正在消失
张丰
智能手机时代,火车站不再有春运排队购票的长队,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只是偶尔在朋友圈看到有人抱怨车票难抢,才感受到一点春运的气息。
你面对手机,在某一个据说要放票的整点时段,开着4G,用最快的速度按下按钮,一阵缓冲后,系统告诉你抢票失败。你会非常气馁,但却没那么绝望,你还可以用手机搜索别的车票和最佳的换乘方案。
几年前,回家的人们要绝望得多。在广州和北京的火车站,买票的人可能要排起超过500米的长队。你得提前很久到现场,有时候甚至要排个通宵,在体力和意志力都要耗尽的时候,终于排到了,激动地报上终点站的名字,那里距离你的家很近。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告诉你:没票了。
售票员和你一样,也累了好几个小时了。于是战战兢兢又非常迅速地报上另几个车次,说站票也可以,回答仍然是没了。你一时语塞,“下一位”,售票员喊了一声,就这样被踢出了长队。
那时候回家真是一场智力和体力的竞赛。有时候,可以试试买你那趟车的最短程,这样就有机会先站上去。还可以到退票窗口碰碰运气,有些马大哈可能行程有变呢,最重要的,会有你痛恨的黄牛党藏身其中。心力交瘁下,觉得黄牛党加钱也是可以接受的,毕竟他能解决你的困难。
很少有人注意的是,尽管这么困难,每一年,想回家过年的人,最终都能成功地回到家乡。在没有大数据也没有智能系统的时代,整个春运就是一个效率超低的复杂系统,每个人都会更累一些,但是最终,谢天谢地,绝大多数想回家的人,都能成功地挤上列车。实在不行,还有长途汽车。
总之,在每一个春节,每个孩子都能见到自己的爹娘,是最迫切的愿望。这个愿望如此强烈的一个证据是,除夕的列车,大多已经空空荡荡,车上的列车员,也放松下来,甚至会为列车装点上过年的气氛。
所有的困难,最终都变成一种幸福。你为回家付出得越多,这次还乡之旅的意义就越大。
冰天雪地,亲情得到了考验。你为父母带上的异乡小吃,在火车上被挤变形了,但是却因此而更加美味。在家里,你不能完全放松下来,因为还要操心回城的车票,这样,久别的重逢就显得更有分量,也更值得珍惜。
对家人来说,也同样如此。最早的时候,他们是通过家信,知道你要回来的日程;后来装了电话,上火车前,打一个电话让家里放心。再后来有了手机,能够更准确把握你的行程,但是每一次通话都很简短,担心你中途没电。所有的一切,都让等待变得漫长。
他们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回家的第一顿饭,其实稍后的几天吃什么,也都已经了然于胸。小时候喜欢的美食,会排队等候,父母全然不知道你的胃可能已经背叛了家乡。
我还记得工作后第一次乘坐飞机回家过年的情景,晚上的航班到郑州,在宾馆住了一夜,已经把旅途的辛苦尽数消除。早餐和同学见面,吃饭聊天,然后慢慢赶到汽车站。
这种行程,就让回家的路变得没那么专注,就像你在长跑锻炼的时候,路上遇到熟人,停下来一番交流后,心率已经恢复到跑步前的常态,这会让你失望不已。在回家变得容易时,路上的情感支持也就减少了。
现在,每一次回家,几乎都是社交之旅:省城见同学,市里见朋友,到县城甚至会先住一晚喝酒,而父母也习惯了。回到家,如果不是饭点,甚至都不会问一句:你吃饭没?
这就是我为什么被春运摩托大军感动的原因。当下的春运,最感人的场景就是摩托大军了。
从广东到四川,一路艰辛,中间要停下很多次加油、吃饭,这是最艰难的行程,坐在后座的妻子,紧紧地抱住骑车的丈夫,她穿着军大衣,沉沉睡去,在梦里已经回到家里。而在村里留守的小孩,已经放了寒假,准备好了给父母看的成绩单。
摩托大军有着特别的意义,这些打工夫妇,平生第一次有机会横跨祖国,平常他们没条件旅游,但是再奔忙的身影,面对路边美景的冲击,也不会无动于衷吧,真是感情与审美的双重冲击。
也许20年之后,作为“情感旅程”的春运就会不复存在。交通越来越便利,人们随时可以与远在家乡的亲人视频聊天,如果VR技术能够普及,是否会彻底杀死思乡之情?那个时候,所谓的“乡土中国”也许就不再存在了。
中国社会转型的全部奥秘就在这里,如果没有春运,城市化也就算彻底完成了,城乡差别,也许就只是地理的差别,而不再意味着阶层与流动。这一天到来的话,我们会是怎样的心情?©
来源:1月20日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草地周刊
监制:易艳刚
责编:张慧
校对:赵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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